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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鲁迅与百年中国 ——鲁迅长孙周令飞先生专访

发布于2018-04-02   浏览182次   评论0条  
香港《明报月刊》“迎五四百年”系列专题
陈志明 访问
时间:2018年2月9日
地点:北京
 
陈志明:明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我刊正在筹备“纪念五四百年”的专题。今年五月份开始,即开设“迎五四百年”的专栏。请您从“五四百年”的角度,谈谈祖父与现代中国的关系。
 
周令飞:在几年前,我曾经撰写过一篇文章,专门思考我祖父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其中,我说到两个基本点:一是鲁迅以其文学和思想成就,已构成一座屹立东方、映照世界的文化历史坐标。二是鲁迅开创的精神价值,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是流动不止的中国现代文化源泉。
 
这两个基本意见,今天我仍然没改变。鲁迅与现代中国的关系,是五四新文化对现代中国的基本关系。回头来看,鲁迅在世的五十多年间,是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过渡时期。中国面临的危机,不止是民族的存亡,还有传统文化的更新和文明的延续。鲁迅参与并引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现代中国面对危机所做出的有力回应,所以我们说:鲁迅是一个历史坐标,他站在现代中国的前端,是新文化的潮头,通过不懈的思考和创作,拓展出现代中国的一个新空间、新天地、新未来。作为新文学、新文化的奠基者和实干家,他创新现代小说、散文,开拓古典文学研究,独创呼吁和论战性的杂文,“以笔为旗、以笔为枪”,参与到当时的国民革命与思想革命当中,用新目光打量旧传统,用新文学启蒙大众,用新的价值观批判社会,要“肩住黑暗的闸门”,放青年到光明的世界。尤其是,他为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确立了“立人”的价值方向,他揭破人们习以为常的道德观念和背后隐藏的社会冲突,提倡清醒的现实主义并脚踏实地的进行“韧性”战斗,从而将个人的主体性与民族解放、人类解放的前景密切相连。
 
 
 
鲁迅以其前瞻性的眼光,带着现代中国转型、更新的独特个性,在中国整个大文化史上成就了他的历史贡献,也为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化、人类思想呈现了一种“中国经验”,是全球现代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我们基金会在开展一项“大师对话”的项目,把鲁迅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代表,和欧美亚洲各民族的文化大师进行对话,如2014年“鲁迅对话雨果”,2015年“鲁迅对话托尔斯泰”,2016年“鲁迅对话泰戈尔”等,真正做到了人类进步共同性前提下,平等互鉴的“思想对话”“文化对话”“文明对话”。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化无法超越的高峰,又是屹立东方的世界文化历史坐标,一座仍在“文化地壳”运动中不断上升的高峰。
 
“鲁迅与现代中国”这个话题,还包含一个指向性内涵,可以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原话来表达:鲁迅开创的精神价值,“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个历史性定位,历七十年而不变。因为鲁迅将他自己的生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他也将随国家民族命运的变迁而变迁、随中国社会历史的前进而前进。鲁迅是丰富的、深刻的,具有强大的思想力量和生命活力,鲁迅的文学、鲁迅的精神、鲁迅的品格,时时为一个在新起点上建设自身新文化传统的现代中国提供强劲动力。鲁迅精神与鲁迅思想,是20 世纪以来代表着中华民族先进文化方向的重要遗产,他必将继续为当下和今后的中国文化发展,提供意义深远的启示。
 
 
 
陈志明:作为现代文学巨匠,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先生的功绩,当然是多方面的。就一般大众而言,对鲁迅先生的印象是他对国民性的严厉(甚至是严苛)批判。现在,一百年过去了,您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有哪些变化?
 
周令飞:你所说“严厉(甚至是严苛)批判”的印象,似乎从《狂人日记》发表起,就印刻下来,一直延续到80年代;加之50至70年代特别突出“横眉冷对”的鲁迅形象,突出到我祖母都惊讶的地步。实际上,和鲁迅有过亲密接触的人,他们笔下的鲁迅先生并不如此。2005年我父亲出版《鲁迅家庭大相簿》以后,有一位读者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鲁迅的22张笑脸》的读后感,反省了许多人印象里的“冷峻”“严厉”和你说的“严苛”错觉。鲁迅先生的国民性批判,当然有他严厉的一面,尤其针对帮闲文人、道德家和伪君子一类,但在写作上也是嬉笑怒骂的多,是举重若轻,笑嘻嘻地指出谬误、给与批评的。我们都熟悉他的原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是他国民性批判的基调,尤其是针对下层民众,“不争”之“怒”是严厉的,“不幸”之“哀”充满了人道主义感情,悲天悯人的情怀是很分明的。他和我祖母定居上海以后,十年携手共艰危,对一些卑劣小人和痛心的世相,他是毫不客气还击和批判的,但更重要的是,他有了对“中国脊梁”的发现和赞美,像《故事新编》里面写到的女娲、大禹、墨子等等,还有他欣赏的萧红、萧军的作品,翻译的《铁流》《十月》等小说,都有一种昂扬奋进的热力,——这种蓬勃向前、绝不妥协的内热,其实贯穿鲁迅创作始终,和“严苛”差距特别大。我想,先讲一讲这个严厉批判的印象吧。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还原鲁迅,追问“鲁迅是谁”,从“横眉冷对千夫指”底下,释放出“俯首甘为孺子牛”温暖人性的一面,是我们鲁迅家属和学术界做的一项重要工作。
 
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许多专家学者研究过、还在也还在研究的课题,这是一个学理性很强、现实性也很强的话题。我想从现实性角度来讲讲我的感受。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和他青少年时期感受的世态炎凉有关,也和他早年思考的“理想国民性”相连。只要中国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基本文化观念还在,如人分三六九等的等级观念还在,世态炎凉的感受还在,这个话题——鲁迅所批判的问题就还在。比方说,自欺欺人讲“精神胜利法”的阿Q,今天还在不在?身为下贱、心犹不甘,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孔乙己、陈士成还有没有?被生活压力和精神痛苦折磨、挤压到社会边缘,在冷漠、无助环境里挣扎的祥林嫂、单四嫂子还活着吗?满口仁义道德、心里私欲膨胀的四铭、高尔础是不是还出现在我们身边、出现在在大学讲台上?
 
五四以来的这一百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文明程度都有飞跃性的进步,但文化观念、思想意识、处世方式、人际关系准则等,是不是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就是说,只要鲁迅所批判的封建礼教、家族制度、意识形态等压制人的个性、精神、独立性,不把人当人的文化传统还在,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这个过渡时期未完成,他的“国民性批判”价值就还在。
 
近几年,习近平同志多次公开提到鲁迅思想和言论,新一届政府倡导的“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出教育要“立德树人”,显然是一个理解和顺应时代潮流的方向,和鲁迅思考的“理想国民性”目标一致。
 
 
 
陈志明:一百年来,鲁迅先生在中国文化界始终是一个“高标”,是一个孤独而伟大的存在。这和其他很多文化名人来比,都是独特的,唯一的。您怎么看这个独特和唯一?
 
周令飞:说道“独特”和“唯一”,让我想起毛泽东主席评价鲁迅的“五最”,即“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加上一个“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这六个“最”,没有之一。
 
另外,前几天在朋友圈读到一篇文章,谈汉语对现代文明的贡献,提及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的世界书籍翻译数据库(UNESCO Index Translationum),这个数据库显示,1979 年以来被翻译最多的中文作家分别是老子、孙子、孔子和鲁迅,鲁迅是现代文化名人里的唯一一位。2016年,“今日头条”推出一份“‘数’说鲁迅”大数据,数据显示:从2015年10月1日到2016年10月1日这一年中,“今日头条”上与鲁迅相关的文章有六万多篇,阅读量高达四亿多次。
 
这些年,常听见一些文化界的朋友说,中国人的精神需要补钙,钙片或者牛奶在哪里呢?——就是鲁迅,鲁迅的思想、鲁迅的精神、鲁迅的人格,最硬的骨头满满都是钙质。
 
 
 
陈志明:我最近正在为瞿秋白先生编一本新版文集,正好读到瞿秋白撰写的那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在文中,瞿秋白将鲁迅比作是“希腊神话中的莱谟斯”,一位狼的乳汁喂养大的英雄。毋庸置疑,鲁迅先生身上的那种“战斗性”,也是他有别于其他文人的一个重要方面。您怎么看先生身上的这种“战斗性”?
 
周令飞:在瞿秋白看来,鲁迅的“战斗性”在于,他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也是罗曼蒂克的革命家的诤友;“狼的乳汁”让他憎恶黑暗世界,轻蔑虚伪的自欺。很显然,鲁迅的战斗性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敌、对黑暗的战斗,而具有他个性的特征。我个人感受,鲁迅的“战斗性”有这样几个需要注意的点:
 
第一,鲁迅的战斗是反戈一击的战斗,就是瞿秋白所讲的“逆子”“贰臣”,他从传统宗法社会中来,在封建绅士阶级家庭成长,他了解自己的来处,对自己的社会和阶级看得很清、很准,体会很深、很透,对传统社会的弊害了解很清楚,因此能够抓住问题的要害,具有深刻的洞察力。
 
鲁迅的战斗是讲策略的战斗,他不主张像《三国演义》里的许褚那样赤膊上阵,去白挨敌人的箭矢;也不主张采取“示威”“请愿”之类没有实际效果的方式,最后做无谓的牺牲;他的战斗是“韧的战斗”,不可能急功近利,不能幻想“毕其功于一役”,不能期望“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而要在寂寞坚守里一点一点改变,好大喜功是行不通的。这个战斗过程非常艰难,必须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在这一点上,瞿秋白说他是“罗曼蒂克的革命家的诤友”。
 
第二,鲁迅的战斗是痛苦、自噬的战斗,借瞿秋白的话讲,“从痛苦的经验”中来,他战取的对象有时是“无物之阵”,就像《这样的战士》一文所写的那样,敌人无所不在又无影无形,自己却只有一次生命,只有脱手一掷的“投枪”;更痛苦的是战斗对象往往是自己,在批评别人的同时,必须更严酷地批评自己:自己也未必不中了封建礼教的毒,无意间也吃过“我妹子的几片肉”,不能不“抉心自食”,寻味无法确知的“本味”!
 
总而言之,鲁迅的战斗是文化的战斗,是“文斗”不是“武斗”,是以笔为武器的战斗,不是刀枪棍棒、或者大炮机枪之类,是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这样的战斗,不像枪炮立竿见影,“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但“一首诗”这样的思想战斗,却更为紧要:改变人的思想和精神,促成人的自省,焕发人自身的光辉,才能带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转型和根本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的战斗其实是一种建设性的战斗,而非破坏性的战斗。
 
 
 
陈志明:此前一段时间,中学课本一直有关于“删减鲁迅”的新闻。各地教材,确实存在不同程度删减鲁迅先生文章的现象。请问您怎么看这类事情?
 
周令飞:有一段时间媒体记者老拿这个问题追着我问,我说我不是教育专家,不发表对此类事情的看法。鲁迅文化基金会成立以后,我觉得,我们必须来面对这个问题。后来在不同场合,我讲过这样两个意见:一是教科书的调整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编者对教科书文章的选择,有他们的技术考虑;尤其现在教育部设立专门的教材编辑委员会,中小学教学大纲多次调整,自然有顶层设计的考量;但拿掉或换掉一些鲁迅作品,并不能断言中国社会不再需要鲁迅了,对此没必要做过多联想。实际上对鲁迅感兴趣、真的对鲁迅文章产生共鸣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会自己找文章来读,教科书中鲁迅文章数量说明不了太多问题。不用担心,今年的教科书,也还有十多篇。
 
二是中学课本里鲁迅作品篇目的多少不关键,关键在如何讲好鲁迅。鲁迅作品是不是适合中小学生学习使用,这是鲁迅先生自己都心存疑虑的事情,他的作品并不好读、也不易懂,问题在我们的老师功课没做好,弄得大家都很怕鲁迅。但既然选进了教科书,讲好这些作品,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情感体验学好鲁迅,才是重要的事情。即便教材里只有一篇鲁迅了,能把这一篇讲好、讲出鲁迅精神,我相信都能给青少年留下深刻影响。为此,我们一直以“尊重母语,学习语文,独立思考,培养韧性”为宗旨,开展鲁迅青少年文学奖;一直在努力建设“立人课程”,在北京、上海、绍兴、杭州、成都和海南一些中小学开展课程实验,通过校际教学交流活动和鲁迅“立人思想”课题研究,讲好、讲实鲁迅的作品,让青少年学生从鲁迅这里获取成长的营养,吸收优质的精神钙质。
 
 
 
陈志明:最近央视四套《谢谢了,我的家》节目,邀您出席访谈。在节目中,您谈到家人眼中的祖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您说,您一开始试图“逃离”,逃离“鲁迅孙子”这个标签,逃离“鲁迅”这棵“大树”,您不想在这棵大树的影子下生活。但在后来,您又慢慢回归到“鲁迅”,开始主动接受鲁迅,寻找鲁迅,甚至研究鲁迅。请谈谈您的这段心路历程。
 
周令飞: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历程。从逃离到回归,既是我个人成长的一条轨迹,其实也是社会变化的不断投影。我念书的时候“逃离”鲁迅,是和大家一样的,从墙上挂的肖像和课本里的文章了解他,处处见到他金刚怒目式的政治形象,让我也和大家一样,喜欢不起来。甚至我还庆幸,幸好他走了,要不然我得天天挨训。其实,在文革那样的环境里,墙上那个鲁迅又哪里是我的祖父鲁迅呢?与其说我“逃离”了鲁迅,不如说逃离的是那个时代,那个时代里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鲁迅。
 
回归的过程也并不轻而易举。和今天许多年轻人一样,我也要独立自主去闯天下、谋生计,我当过兵,做过军画报和出版社摄影记者,学过媒体传播技术,还在远离父母和家人、远离鲁迅的地方一手一脚打拼,爆爆米花,做小生意,搞展览,并没有仰赖鲁迅的余荫。相反,鲁迅的影子其实还不时影响到我的职业选择,因为我是鲁迅的后代而失掉一些工作机会;但我靠自己的努力挣钱吃饭、成家立业。但在这个打拼过程里,我在生活中却渐渐感受到了鲁迅思想和精神的价值,他既是我的自我认知的一个参照、一个本原,更是中国社会普遍需要的一种文化。
 
直接回归的动力,来源于我父亲为维护鲁迅权利所付出的艰辛。国家进入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鲁迅的形象已经走下政治化、意识形态的“神坛”,但还没来得及回到我们家里,还原为有温度、有情感的亲人,就半道被许多机构、商家拦截、滥用成了商标和富矿。鲁迅的知识产权、肖像权被肆意侵犯,鲁迅的精神价值再一次失落。我父亲在维护鲁迅权益的路上走了十几年,还没彻底赢得一场官司,却已收获许多白眼和骂名。1999年前后,我人正在上海,看到父亲经常被人家骂,说周海婴爱钱啦,鲁迅家属不孝啊,等等。我觉得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去承受这些,太为难他了,我就帮他。
 
从维权鲁迅权益到弘扬鲁迅精神,这个过程也不容易,我们奔走在鲁迅存在过和还存在的各个地方和层面,寻找鲁迅身影,进行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推动鲁迅思想研究,紧张而忙碌地分辨公权和私权、商业和公益、物质与精神、现在和未来,整整十年时间,在纷纭乱象中,我父亲和我越来越清晰地感到鲁迅和我们自身的血脉关联,越来越真切地看到鲁迅和国家民族的现在与未来的发展意义。
 
 
 
陈志明:您说在您的记忆中,鲁迅其实一点都不严苛,生活中他是温情而可爱的。很想听您讲一讲那个有别于以往刻板印象的“可爱老头儿”。
 
周令飞:我了解的鲁迅,都来自祖母和父亲的讲述,还有阅读那些和我祖父有过亲身接触的人的回忆,以及我通过自身性格、情感和生活体验的印证。
 
鲁迅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有思想,也很有生活趣味的人,他有高大上的一面,还有亲切与幽默的一面。他会跳华尔兹,晚年的鲁迅有一次从外面回家,很多客人在等他,他一开门就跳着华尔兹,一路跳到餐厅坐下来。鲁迅会和年轻朋友开玩笑,尤其喜欢给人取绰号,他有个同乡叫章川岛,留了个学生头,他便叫人家“一撮毛”,每次见面,都甜甜叫一声:“一撮毛哥哥。”给人家送书时也不忘调侃:“请你,从情人的怀抱里,暂时伸出一只手来,接受这干燥无味的《中国小说史略》,我所敬爱的一撮毛哥哥呀!”他喜欢看电影,在上海经常陪家人去看《人猿泰山》、探险风光、魔术杂技片;他喜欢设计,自己的书绝大部分都是自己题签、自己设计的封面,他应蔡元培邀请为北京大学设计的校徽,今天还在用;他喜欢抽烟,还爱吃点心零食。
 
他还喜欢对亲近的人恶作剧,得逞之后就在一旁哈哈大笑,像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这是我的体验,有一次在家里晚上换灯泡,我突然大叫“我要摔下来了”,让家人们吓了一跳,我就得意地哈哈大笑;这时我父亲来了一句:“你跟我爸一样,他很会恶作剧。”据萧红等人回忆,鲁迅常常笑,笑声大到3间屋子外的人都能听到。
 
在厦门大学教书时,鲁迅到一家理发店理发。理发师不认识他,理得极其敷衍。鲁迅也不生气,反而给了一大把钱。第二次再去,理发师大喜,精心为鲁迅设计了新发型。不料理毕,鲁迅却极其吝啬,一分也没多给。理发师很是诧异:“先生,您上回那样给,今天怎么这样给?”鲁迅笑着说:“您上回马马虎虎地理,我就马马虎虎地给;这回您认认真真地理,我就认认真真地给。”
 
鲁迅其实很多情,比如家里收藏的鲁迅大相簿,存着鲁迅许多原照,这些照片未经修饰,很见鲁迅真性情,跟他平时在人们心目中的战士形象大不相同。鲁迅不光有横眉立目的时刻,也有莞尔一笑的瞬间。像1933年5月1日摄于上海春阳照相馆的“毛衣照”,据我父亲讲,这张照片是我祖母最喜欢的,鲁迅身上穿的毛衣和背心都是我祖母一针一线织的;她说,这是鲁迅所有照片中拍得最潇洒、最帅、最可爱的一张。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媒体是不会发表这张照片的,因为看上去有点小资的情调,不像是个革命斗士的形象。
 
 
 
陈志明:今年还有一件事非常值得纪念,它不但是许广平辞世五十周年,同时也是许广平诞辰120周年(1898—1968)。您印象中的许广平是怎样的?您有没有计划为祖母做一场纪念活动(或者祖父、祖母一起的纪念活动)?
 
周令飞:我是祖母一手带大的,我跟她感情至深。我记事起的第一个画面,就是祖母的身影。那时候,我的小床放在她的书房里,我躺在床上,一个人望着天花板,望着吊灯,望着书桌上的手摇电话机,转过头去,时常看到一个中年妇女的身影,她的脸,她的身影,让我觉得既温暖又安全。
 
因为我父母都在郊区上班,我在市区上学,就一直跟祖母同住。白天她很忙,经常要出去办公,参加公务和外事活动,我只有早上上学前,以及吃饭的时间才能见到她。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三年自然灾害时,她从碗里分一点米饭给我,还有一次我生了急病,要马上去医院看病,祖母叫她的司机开车送我去,回来时,我看到她从手包里拿钱给司机,说是付刚刚私用车的车费。我和祖母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她1968年3月3日去世的那一刻。当时,我也在北京医院的抢救现场,守在她的身边。祖母去世,我连哭了七天,止也止不住,像一个失魂的人。
 
我出生的时侯,祖母已经五十多岁,我所认识的她,已从民主人士转变为政府部门的领导。她先后出任过政务院(国务院)副秘书长、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她对个人和家庭的物质生活从不考虑,一心只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凡是国家需要的,只要家里有,什么都可以拿出去捐掉,其中有周家在北京的八道湾和西三条两处独门独院的房产,鲁迅的全部手稿、书信和收藏,对于捐献,祖母非但不收分文,甚至连“捐献证”、捐赠手续都不急着办。
 
祖母当年就说过:我们把鲁迅的东西交给国家,很放心。我想,这句话里,凝结着她对国家无限的信任和奉献后的喜悦,也凝结着她对祖父的一片深情,她期待着鲁迅从小家走到大家,期待着鲁迅精神深入到每一个人心中。谁也无法否认她在鲁迅文化遗产保护、传布上所做出的杰出的、不可替代的特殊贡献。
 
我总希望自己能够为祖母多做几件事情。十年前,我开始着手整理她的手稿、笔记、书信、照片和遗物;七年前,在上海松江为她树立了纪念墓碑;今年又逢祖母诞辰120周年、逝世50周年,我们家属和鲁迅文化基金会与广州鲁迅纪念馆一起策划举办一场《许广平诞辰120周年纪念展》。通过展示与说明,人们可以窥见一位现代女性的成长轨迹,以及她背后的时代风云变幻。她一生唯一不变的,是她内心的坚决、坚持和坚守。
 
未来,我还有一个设立“鲁迅家博物馆”的梦想,期待全家永远在一起。
 
 
 
陈志明:请讲讲您本人的生活经历,哪些是受祖父影响明显的?
 
周令飞:自己的事不大好讲。我自认我的经历很坎坷,阅历也很丰富,人生跌宕起伏,可那只是就我个人而言。
 
大家都说我和鲁迅长得很像,其实我们差别很大,他个儿矮小,才160公分左右,我180多公分,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我与鲁迅属相一样,都属蛇,但更多的相似,是在性格上——都喜欢开玩笑,很爱来点冷幽默,偶尔会搞点恶作剧;最有意思的是,我们祖孙两人一生都在不停地搬家,就连离乡、留日、返沪等轨迹都十分近似,住得不爽了,就要搬,总要有点追求。
 
祖父对我影响很大。影响最明显的是:个性都比较倔强,心细,好奇心,完美主义,认准的事一定要做成;还有一点,我们对待事物都很认真,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不认真的人和事也很难接受,给人一种苛求的印象。
 
陈志明:《明报月刊》是金庸先生所创办。金庸先生是浙江人,自然也是您的乡贤。在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中,金庸说:“我们尊敬鲁迅先生,不单由于他的文学创作,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对封建腐败现象毫不妥协的激烈斗争,对中国人性格中萎靡不振、麻木不仁的朽败情况大力鞭笞,那种几乎要呕出血来的痛心疾首。”
 
池田先生也说:“鲁迅是一个凝视着国民最深层的劣根性,如同严父一样既愤又爱的作家。他好像一个面对着自己身负重伤的孩子的医生,执着手术刀,含泪为之疗伤。”
 
两位先生的对话,当年在《明报月刊》刊登,引起读者强烈反响。请您对本刊读者说几句话。
 
周令飞:鲁迅是我的祖父,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从个人角度说,我必须听从血脉的召唤,把鲁迅带回家;但从国家的未来说,我们的社会应该回到鲁迅那里去,让他的精神和思想引导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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